第十九课：好公民

问题：亚里士多德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讨论政治生活。例如，应该怎样分配国家官职、荣誉称号和政府权力？当我们讨论分配公正时，我们主要关注收入、财富、机会的分配，而亚里士多德对分配公正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官职和荣誉称号上。谁才是有权利去统治的人？谁应该是一个公民？政治权力应该怎样分配？

亚里士多德主张，为了知道政治权力该如何分配，我们首先要问政治生活的目的、要点、泰罗斯（目的）是什么？政治生活是关于什么的？它怎样帮助我们决定，该由谁来统治？

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政治生活在于塑造品格，塑造好的品格，在于培养公民的美德，在于美好的生活，这才是国家的最终目的、政治共同体的最终目的。在《政治学》第三卷，他告诉我们，政治生活不仅仅是生活，也不只是经济交易或治安，而是实现美好生活。

对于康德和罗尔斯来说，政治的要点不是塑造公民的道德品质。它不是要让我们变好，而是要尊重我们的自由——自由地选择自己觉得好的东西、选择我们自己的价值和最终目标，并拥有和他人一样的自由。

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这些说法。“作为一个真正的城邦，她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字。她一定是献身于，提高美德的目标之中。否则，政治的联合只沦为一种同盟而已。法律将变成一种协议，成为个人权利的保证人，而没有成为它应该要成为的——促使城邦里的成员们变得善良而公正。”“城邦不只是，人们共同居住的一个地方，不只是为了阻止相互间的不正义行为。不只是为了方便人们交易。城邦目的和目标是为了美好的生活，而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亚里士多德说，如果这就是城邦和政治生活的目的，我们就能以此得到分配公平的原则。例如，谁该拥有最大决定权的原则，谁该拥有最大程度政治权力的原则？他对此的回答是，那些最能建立这样一种机构的，也就是，能帮助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人，就应该在政治统治中获得最大份额，在城邦中享有荣誉称号。其理由是，在这个位置上，他们最能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本质目的。所以，你能看到亚里士多德是怎样把公民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公平和政治生活的目的联系起来的。

问题：人们是否有可能不必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仍可过着完美的、满意的，道德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两个回答。一个是不完整的，初步的答案，在《政治学》第一卷中。他告诉我们，只有生活在城邦中并且参与政治生活，才让我们完全实现作为人类的我们的本性。人类，从本性上就意味着要生活在一个城邦之中。因为只有在政治生活中，我们才可以真正锻炼到我们的语言能力，而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思考对与错，思考正义与不正义。而且，城邦、政治共同体，先于个体，自然存在着。这并不是说，它在个体出现以前就存在，而是其目的先于个体。人类离开政治共同体，单靠自己是不可能做到自给自足的。 “那些孤立的人，那些不能分享到政治联合体的好处的。那些不需要分享的人，是因为他已经自给自足，这样的人，不是一头野兽，就是神。”所以，我们要想全面实现我们的天性，要想全面发挥我们的能力，就必须锻炼我们的语言能力，也就是说，要与其他公民一起思考善与恶，对与错，正义与不正义。

问题：为什么，我们只能在政治共同体中，锻炼语言能力？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给了另一个更完整的回答。他解释说，政治的讨论、公民生活的行使、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交替、权力的分享，所有这些活动，对培养美德都是必须的。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幸福是让快乐最大程度地超过痛苦，而是作为一种活动，一种与美德相一致的灵魂的活动。他说，每一个学政治的学生必须研究灵魂，因为塑造灵魂，是一个良好的城邦立法的目标之一。

问题：为什么为了过上有道德的生活，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好的城邦里?我们为什么不能 从家庭中学习好的道德？或从哲学课堂，从一本书里，按照那些原则、那些规则、那些准则来生活呢？

亚里士多德说，那种方法是学不到美德的。美德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的，是只有通过运用，才能获得的。它不能从书本学到。它就像学习演奏乐器、学习烹调、学习讲笑话一样，我们不能完全靠领会书籍和讲座上的准则或规则来把它学会。它需要用心觉察细节以及每种情况的特别之处，才能熟练地掌握。

问题：美德与政治生活有什么关联？

获得建立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美德的唯一方法就是，去运用美德，反复的教导，然后与 其他公民们一起讨论关于善的本性。这就是政治生活最终要达到的。公民美德的获得，与他人研讨的能力的获得，这些都是在政治生活之外无法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为了实现我们的本性，我们不得不参与政治生活；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最具公民美德的人，比如伯里克利（古希腊的伟大政治家）值得享有最高国家官职和荣誉称号。

所以，关于分配官职和荣誉称号的争论不仅有这样的目的论特征，而且还是一个关于 彰显荣耀的问题。因为政治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给像伯里克利这样的人以荣誉。也就是说，伯里克利之所以拥有统治权，并不是因为他有最好的判断力，能得出最好的结果，给公民们带来最佳的结果——尽管这也是对的，而且很重要。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政治的部分目的，就是要挑选并把荣誉归于那些最具有相关美德的、最具有公民美德、公民优点、实践性智慧的人。

这就是关于彰显荣耀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之间的联系。它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所要告诉我们的正义和权利，以及社会生活的目的，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Casey Martin 和他的高尔夫球车一案，体现了一项社会活动或一项体育运动的目的，以及何种品质应该获得荣誉，这两者间的联系；也体现了目的论与分配正义原则之间的联系。

案例：Casey Martin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高尔夫球手，能在最高水平的高尔夫球赛中竞技。但他患有一种罕见的腿部血液循环的疾病，这使得他行走非常困难，而且危险。所以，他请求职业高尔夫球协会(PGA)，这个管理职业巡回赛的组织允许他参赛时，能够使用高尔夫球车来代步。PGA说不行。于是，他依据《美国伤残法案》提起诉讼，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Casey Martin 是否有权利让PGA 提供和允许他在巡回赛上，使用高尔夫球车？

这场争论的背后是在讨论：

其一，行走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尔夫算是一项真正的运动竞赛？高尔夫球是类似于篮球、棒球和橄榄球的一项体力运动竞赛，还是说它更像台球，就算你身体不好，也能参加？毕竟，高尔夫球是静止的，你必须把它打进洞里。它包含了技巧但不是体力运动的技巧。

其二，那些擅长高尔夫的职业球员会不会认为，把高尔夫作为一项运动项目来被世人认可和尊敬，是十分重要的，而不只是被人当作一项类似于桌球的技巧游戏？假如这是关键的问题，我们就会有一场关于目的荣誉的讨论。是哪种品质真正让高尔夫运动值得被荣誉和认可？

第二十课：自由与相称

“目的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一个取向。从目的论的角度看来，为了分配权利，我们首先要弄清关于社会活动的目的或最终目标。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在思考正义时要考虑到这两点，社会活动的目的、荣誉这两个特征。

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另一个取向是关于相称的问题，即让具有美德和才华的人配上合适的角色。

如果公正是关于相称的问题，找到人们合适的角色，让那些具有美德的人找到合适的荣誉和承认，那么，它还有留下自由的空间吗？如果某些特定的角色、社会角色，就是我所适合的角色。那么，我还有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生活目标权利吗？目的论给自由留下空间了吗？

罗尔斯否定目的论。他说，目的论威胁到了公民们平等的基本权利。

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方法是否与自由相冲突？

一个明显需要我们担心的理由是亚里士多德为奴隶制的辩护。他维护奴隶制。

结论：

当我们讨论政治集体的基本目的时，如果我们不能对公众生活的目的达成一致的意见，那我们如何能根据它们的目标、目的和美德，来判断公正呢？这正是当代很多政治理论的的疑问，并得出一个结论：正义、权利和宪法不能依附于任何一个善的观念、或政治生活的目的上；相反，我们应该提供一个让人们自由选择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善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目的。

康德和罗尔斯说，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对于美好生活的本质这个问题，不可避免会有分歧，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将正义建立在任何一种特定的看法上。所以，他们拒绝目的论。他们拒绝，将正义与某个善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如果把正义的判断标准依附于某个特定的对善的看法，如果把正义看作是，一个人和他/她的角色之间的匹配的话，你没有给自由留下空间，而想要自由就是要不依赖于从我的父母或者我所在的社会，所继承下来的任何特定的角色、传统、习俗约定。

究竟是亚里士多德正确呢，还是康德和罗尔斯?权利是否优先于善？一个自由的道德主体意味着什么？自由是否要求，作为一个选择主体的我，就得去坚守我自身的目的？还是说，我得去寻找发现我真正的天性？